今天看了《南方周末》关于三门峡的报道，文章的题目是《三门峡：五十年后》，题记是这样的：“那些表面上看上去雄伟壮丽的物事，引起成千上万迷狂欢呼的物事，它的内在里所承载的，不过是一种壮丽的贪婪。”
“万里黄河第一坝，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或许，炸坝是免除黄河上游水患的唯一选择。”
看有关三门峡的报道，已经不是第一回了。第一次看到有关三门峡的报道，印象中只有“震惊”二字。让我这次把这篇新的文章的一些篇幅记录：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领导层意气风发，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圣人出，黄河清”，就是那时要干的大事儿。这件事，在日本 占领时期，日本人想干，但没有干；国民党执政时期，请来美国专家考察，最终也没有干。不敢建坝的原因很简单：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到了1950年年代， 那是一个自信心大得没边儿、征服自然的信心无限膨胀的年代，再加上苏联老大哥派来的专家包打保票的诺言，高坝大库的方略，已经确定下来，组织国内专家论 证，看上去更像是一出决定之后的过场戏。在这个过场戏中，只有一人反对建坝，他就是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其余的专家无一例外地同意建坝，只有两位专家叶永 毅、温善章提出在坝底预留排沙洞。
所有的建议，在彼时，都成了装点门面的玩笑，苏联专家那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式的设计方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 获得全体通过，并顺利开工。在1960年大坝建成蓄水后，黄万里教授的预言开始应验，蓄水几年后，“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高，灾害不断，40余 年过去至今，水土保持继续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1997年高达222天”。
引起我兴趣的，并不是这些已经被时间所证明了的一切，而是在一项大的工程项目从酝酿到实施的过程中，决策者与科学工作者之间应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合作关 系，科学工作者不能总是处在被利用的位置上，只能在决策者设定的框框之内翻跟头打把式，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理论与思考走在时代的前列，代表了先进的科技生产 力，那他所得到的，应是由衷的赞叹和接纳，而不是冷落与漠视。比如黄万里先生，他对黄河治理“从一开始就对环境问题进行考虑，认为国家在一条河流上从事一 项重大的工程，不仅要顾及到下游的防洪、顾及到发电，而且还要顾及到上游的淤积，上游的人民生活以及移民带来的诸多问题，……但1950年代我们还没有环 境保护的概念，那时对自然的口号是征服、治理、改造。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了，我们对自然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可见黄先生当年的认识和主张是很先进的。” 对于黄河的认识，黄万里先生是远远走在前面的，比如泥沙，“人们普遍认为黄河泥沙有害，但他认为错了，泥沙很有用，可以造陆。中国陆地少，黄河可以把西北 的泥沙搬到下游去，多淤点地。下游沿海是发达地区，缺的就是地。”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黄万里这句诗，不幸成为他悲剧一生的 写照。为何如此？早年留学美国、见过许多水利工程大世面的黄万里，恰恰不是一个贪大求洋的人，他的治水思路，是尊重自然、因势利导，用最简洁、质朴、节约 的方法，获得最好的效果，将一条河作为一个整体来治理。这样的水利工程，表面上不壮观、不唬人，但却珍惜人民的每一分血汗钱，力求把每一分钱用好。
我站在桥上寂寂地想着。黄河南岸有人吼叫起来，原来是黄河北岸有几个小伙子试图从离大坝很近的一个水泥坝上翻越过去，河南的人高呼危险，河北的人仍自顾自地攀越而过。
以上这一段是南方周末摘抄的，“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黄先生这句诗，折射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凉。记得前段时间华阴县的大水也和三门峡密不可分。
我真真切切的希望，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口号。可惜，我实在太渺小，我能做的事，也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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